利维坦按：作为 DNA 检测中一项消费级的应用，" 亲子鉴定 " 无疑是当代验证父子真相的实锤。不过，还是那句话，这项技术关键看要掌握在谁的手里。目前国外有很多公司都允许进行秘密的基因检测，人们可以提交不属于自己的 DNA 样本——比如可以从配偶的内衣中收集，以确定孩子的亲子关系（毕竟人的血液、毛发、唾液、口腔细胞等都可以用于用亲子鉴定，十分方便）。这又是一个隐私权和知情权的永久争论了。
文 /Ashley Fetters
译 / 南海水手
校对 / 苦山
原文 /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9/06/dna-tests-and-end-paternity-secrets/592072/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南海水手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当娜拉 · 米拉尼奇（Nara Milanich）完成她的著作《父子血缘：对父亲身份的艰难探寻》（Paternity: 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Father）时——该书讲述了西方文化中关于父职的科学、法律和社会观念的历史——她没有想到她的宣传之旅会被记者们有关她是否做了 23andMe 基因检测的问题所充斥。她实话告诉我们，她对这个问题并不感兴趣。
人们当然会问。因为现在与米拉尼奇研究课题相关的最新、最时髦的技术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 DNA 检测套装。但是考虑到她刚写过生物起源这一话题是多么敏感、复杂、惹人焦虑，米拉尼奇难免会认为人们问她是否已经做了 23andMe 检测是个具有攻击性的问题。人们问她是否花了 99 美元把自己的唾液样本送去检测，看自己是不是与现在的家庭存在遗传关系。我们坐在巴纳德大学历史系的办公室中，米拉尼奇告诉我，" 如果下次再有人这么问，我决定反问他：你呢？"
沿着亲缘关系的脉络可以追溯社会发展至今的历史，直到现在生物亲缘已是可知的事实，所以即便向陌生人询问这个问题也是公平的。正如米拉尼奇在她的书中解释的那样，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生物亲缘的可确定性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个生物学上的父亲，但是生父身份可以由科学来确定是在 20 世纪初才实现的。
米拉尼奇的书详细阐释了亲子鉴定是如何成为一种有用的工具和有力的武器，这取决于这项科技掌握在谁的手里。正如她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的那样，亲子鉴定的历史可能为 DNA 检测作为一种消费级产品迅速传播后所产生的潜在巨大后果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线索。
米拉尼奇在书的开头就指出，相比父子血缘，母子血缘没有那么神秘，因为怀孕和生产都是可见的事实。相较之下，父子血缘是看不见的，在 20 世纪最早的亲子鉴定出现之前，要想说明自己的父亲身份（以及否认自己的父亲身份），只有当事人的坚持和间接证据足够有力时才有说服力。
因此，米拉尼奇解释说，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公众还是法庭，都没有对法律意义上的父亲身份和生物学上的父亲身份做出任何区分。我们说自己有父亲，是因为存在一个声称他是父亲的人，并且他像期望的那样提供了关爱和保护。社会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通常认为，一位妻子的丈夫就是她孩子的父亲，要承担起养育的责任——但事实证明，当某人妻子的婚姻忠诚遭到怀疑时，这一规定有时会让这位丈夫感到沮丧。
"继子女"（指丈夫与前妻或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子女）的概念直到 20 世纪才真正进入主流意识，原因就在于人们对男人作为丈夫的同时也必须成为父亲的期望。米拉尼奇指出，这也是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婚母亲生的和父亲不在身边生的孩子都会被简单地认为是 " 没有父亲的 " 孩子，当他们的母亲无法充分供养他们时，许多孩子最终会由教会或国家监护。
人们对了解父亲身份的痴迷是强烈的、拥有推动性的。例如，揭晓成谜的父亲身份曾经为无数伟大的小说作品提供了核心张力。即便是像提名国家图书奖的李敏金（Minjin Lee）的《弹球盘》（Pachinko），埃莱娜 · 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畅销著作 " 那不勒斯四部曲 " 这样的当代文学作品，还是像《妈妈咪呀》（Mamma Mia）和《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这样的票房大热作品，它们都将秘密或未知的生父作为情节设置。所以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们花了几十年寻找能证明父亲和后代之间生物学关系的测试就并不令人惊讶了。
第一个被认为是 " 亲子鉴定 " 的广泛传播的科学实践是血液检测。血型分为 A 型、B 型、AB 型和 O 型四种是在 20 世纪之初被发现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们运用孟德尔遗传学的逻辑，确定了父母血型组合所能产生的血型是有限的。这种测试不能确定两个人之间的生物学联系，但它可以排除血型不相容的人之间的生物学联系。然而在此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生物学上的父亲身份才取代了大众想象中的 " 社会意义 " 上的父亲身份，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是父亲的标准。
例如，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在加州有一场著名的审判，无声电影明星查理 · 卓别林被控与一名比他年轻得多的女性育有一名婴儿，但他否认了这一指控。验血发现卓别林和这个孩子并没有血缘关系，化验结果被呈上法庭。但随后，目击者证明，他们看到卓别林晚上进入孩子母亲的家，第二天早上才离开，最终陪审团得出结论，卓别林实际上是孩子的父亲。
" 媒体，尤其是科学界都疯了。（他们写道）加州已经宣布黑的就是白的，地球是平的；他们怎么还如此无知？" 米拉尼奇告诉我。" 但最终，卓别林的父亲身份不是由他和孩子的生物学关系所决定，而是由他和孩子母亲的社会关系所决定。"
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之中，科学家们开始解开人类基因组的密码，并进一步了解被叫做 DNA 指纹图谱的东西。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只要给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一些时间和可观的报酬，他们就可以检测两个人的基因匹配，以确定他们存在亲缘关系，这种测试准确率可达 99.99%。
无数可能永远无法确定自己父亲是谁的人得以找出他们的父亲——这突如其来的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DNA 检测为确定父亲身份提供了方法，他们再也不能否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并必须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正如米拉尼奇在书中说的那样，抚养孩子的责任从本质上来说被 " 私有化 " 了，把教会和国家的责任移交给孩子的生理学父亲。例如，米拉尼奇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美国的 " 儿童抚养机构 " 大部分是在法院和普通公民开始例行要求进行 DNA 亲子鉴定时建立的，这很可能不是偶然。
米拉尼奇强调，关于亲子鉴定需要记住的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它，它既适用于良性的用途，也适用于非良性的。政府和法院有时使用亲子鉴定来确保孩子得到他们需要的支持，在历史上当局也使用过亲子鉴定来对公民施加控制。例如，在纳粹德国时期，血液检测被用来确定某些公民是否有犹太或雅利安人的血统；换句话说，一个人是否被送进集中营，可能取决于这个人能否证明自己与犹太人没有关系。
在 20 世纪初，亲子鉴定也被用来控制想要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当时法律允许移民帮助直系亲属进入美国。在实施血液检测之前，移民只需要告诉当局他们的孩子想要来美国投靠他们就可以。后来美国开始实行血液测试，检测移民及其假定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它的目的是为了遏制 " 契约亲戚 "，即向那些愿意冒充美国移民亲属的人出售移民机会的做法。但这一措施也使得移民的养子女——或者其他处于他们监护下的非亲生子女——在移民时会被长期拘留乃至拒绝申请。
如今通过像 23andMe、Ancestry 和 MyHeritage 这样的基因检测公司，人们就可以廉价而准确地知道自己的生物学亲子关系，但是米拉尼奇担心这项技术的滥用可能会影响美国社会和公民生活。首先，她指出，即使你想保密，也越来越难保守住生理关系的秘密，这会严重损害人们必要的隐私权，更不用说内心的平静了。
"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一直在讨论‘知道父亲是谁’是否是一种有社会价值的信息，" 米拉尼奇说，" 这可能是一条破坏稳定性的信息吗？（答案）是的。"【正如我的同事莎拉 · 张（Sarah Zhang）所报道的那样，它当然可以破坏稳定，比如妇产科医生唐纳德 · 克莱恩（Donald Cline）一案，他在 2017 年被发现用自己的精子让许多不知情的病人受孕。】
基因测试的大规模商业化——或者按米拉尼奇喜欢的说法是 " 父子亲缘公开化 " ——使得这一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 而且，至少在美国，我们绕过了有关人们是否应该接触这些东西的任何公开讨论。" 例如，米拉尼奇指出，在 " 父子亲缘公开化 " 时代，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获知捐精者的身份，甚至是那些 " 匿名 " 捐精的人，这可能会打消一些男性捐精的想法。（正如我之前报道过的，从事辅助生殖技术和收养工作的律师现在都会告诉客户，匿名捐精和封闭式收养已不再可靠。）她指出，正因此类原因，法国等一些国家实际上已经禁止了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法国）人们还是能做基因检测，" 米拉尼奇补充道，" 他们只是把样本寄到瑞士和西班牙。"】
总之，今天的成年人是第一代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就能谨慎而廉价地找到（或验证）自己亲生父母的人。然而，同样由于技术的广泛使用，他们也是容易被突然侵犯隐私乃至打扰稳定生活的一代。大多数直面消费者的基因检测广告和信息都聚焦于前者，但长此以往，这最终可能被证明是一种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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