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移民：低生育率国家的最后底牌｜大象公会
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外籍劳工」还是一个陌生概念，对新闻中欧美各国的移民也多抱以恐惧情绪。然而在难以提振生育率、劳动力短缺的现代社会，「引进外劳」已是最后一张底牌。
文｜刘喜
坠入低生育率陷阱中的东亚各国，无一不为社会的未来而忧心忡忡。
生育率降低造成最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缺乏适龄劳动力。劳工荒不仅影响着经济，也在工薪阶层中渲染着恐慌：我们退休之际，谁来给我们续社保？
面对劳动力不足的威胁，「引进外劳」是比提振生育率更快捷、也更通用的手段。
但对于劳动力一度极大丰富的中国来说，「外籍劳工」的概念非常陌生，甚至普遍对新闻中欧美各国的移民抱以恐惧情绪。
根据人社部 2012 年的数据，在中国拥有合法工作许可的外籍劳工为 24 万人，仅占全部劳动力的 0.03%。像香港重庆大厦那种各国无产阶级云集的市容市貌，虽然是游客朝圣观光的乐园，但在内地社会却绝不会是人们心中的发展榜样。
而且，即便在批量引进过外劳的国家，难免存在文化融入、族群关系等真实的社会问题，这些是中国舆论眼中的「移民乱象」，也是媒体和政客的关注焦点。
但无可否认的是，对于劳动力短缺的国家而言，外劳早已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解药。
穆斯林劳工在欧洲
向外寻求劳动力的做法，并非当代国家所独有。
早在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便率先选择从北非殖民地批量引进劳工，大量操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的廉价季节性工人涌入法国，为宗主国的发展添砖加瓦。
法国之所以会成为当时欧洲「唯一的移民国家」，主要是因为其人口增长自 19 世纪以来便陷入停滞。国内劳动力不能满足工业时代的需求，只能借助外援来支撑经济发展。
面对和外籍工人一起到来的「异质文化」，法国人的对策颇具 19 世纪特色：在移民工人中强力推广法语、欧式服装和「法兰西生活方式」，力图通过文化同化，去除外劳身上的他者色彩，并许以同等公民权。
这种灌输式的同化政策并不成功，虽然看电影、喝咖啡之类的生活方式不难推广，但外劳们还是普遍隔绝于本地社会，往往全力储蓄以待衣锦还乡，将劳动所得和电影院、咖啡馆之类的新爱好一起带回非洲故土。
二战后，法国的战后工业重建面临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再次借力北非。虽然在殖民帝国体系下有着一个多世纪的外出打工传统，外劳要攀爬社会金字塔依然极为困难，其融入问题至今仍广受讨论和诟病。
与此同时，对移民陌生得多的现代德国，面临类似问题时就更加难以招架。
二战后的联邦德国，由于战争期间大批青壮劳力的损失，与法国一样面临工业重建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1961 年之前，西德尚可大量接收东德难民，但柏林墙建起后，处于高速增长期的西德很快面临了失业率低至 0.8%、50 万份工作无人问津的紧张局面，各大企业纷纷威胁要外迁工厂，引进其他国家劳动力便成为必需。
同年，西德与土耳其政府签署了《德国劳工市场向土耳其招聘劳动力协议》，大量土耳其穆斯林获准来到西德，为大众汽车、西门子等大企业奉献青春。
和先行者法国人一样，德国人面临外劳时，对随之到来的「异质文化」充满戒惧。
但是，他们选择的目标和对策，却与法国人完全相反。面对这些不通德语、文化差异巨大的外来农民工，西德从未试图同化，更不想让他们留下；最怕的就是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将来会赖着不走，在联邦德国落户生根。
为了防范这种前景，避免「国中之国」式的土耳其人社区在德国出现，联邦德国政府筹备了周密的措施：
外籍劳工只能是未婚人士，不能携带家属；
劳工签证最长为二年，不得延长；
而且，只有来自欧洲区域的土耳其人，才能进入德国。
西德政府的这套做法被称为「客工制度」，企图约束土耳其人保持「暂住」身份，为德国经济奇迹贡献力量，然后拿钱走人。
在当时的西德人看来，这套外劳政策堪称运行良好。1973 年在西德工作的外籍劳工超过 260 万人，占当年德国总人口的 4%，虽然不会说德语，完全隔绝于主流社会，却是德国经济奇迹必不可少的螺丝钉。
曾经一度拒绝土耳其劳工入境的劳工部长西奥多 · 布兰科，此时也张开双臂对土耳其劳工们表示欢迎。
由于对客工制度盲目自信，西德政府误以为土耳其外劳都会干满两年就返回祖国，完全没有必要考虑过他们融入社会的问题。
1973 年西方经济危机后，欧洲各国普遍开始限制外劳输入，德国也停止引入土耳其人。从当时看来，外籍劳工输入已成历史，土耳其人在德国的大量存在也将告终。
与此同时，欧洲人试验成功的「客工制度」漂洋过海，来到了遥远的、正在迎来经济奇迹的东方。
东亚之客
人口稠密的东亚，传统上并不是缺乏劳动力的地区。即使是人口相对多元的香港，主体族群华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也高达 92%，是压倒性的单一族群社会。
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最倚重的「外劳」是深圳河对岸的难民，他们多数来自广东各地，语言文化高度同质，融入问题并不突出。
最先迎来外劳需求的行业，是长期由家庭妇女承担的家政工作。1970 年代腾飞后的香港，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进入就业市场，不少家庭开始聘用外籍人士负担家务。
迅速增多的「外籍家庭佣工」，成为了香港最肉眼可见的非华人群体。
截至 1998 年年底，香港的外籍家庭佣工已超过 18 万，如今更达到三十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主要来自菲律宾、印尼等国，节假日在公园、车站、过街天桥聚会，成为当代香港一景。
劳动力更加短缺的新加坡，则是从开埠以来就大量吸纳外籍劳工。1970 年代，大量劳工涌入新加坡，清扫垃圾、照顾家务，还为新加坡建起了一栋栋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台湾则长期拒绝开放「低技术国际移工」入台，外籍蓝领只能非法滞留工作。不过，1989 年后，面临劳力短缺的限制，台湾也不得不制订政策法规引入外劳，截止 2017 年 5 月，已有约 64 万人赴台工作，以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人最多。
和当年的西德一样，这些地区不约而同地都实行了「拿钱走人」的客工制度，而且执行得往往更加严格而不留情面。
在香港，外佣入境前必须向特区政府承诺，自己没有不返回原居地的打算，而且在雇佣合约终止后两周内必会离开香港。
此外，《入境条例》中虽然规定外国人居港七年便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但也明确说明该条款不适用于外籍家庭佣工。
从 2003 年开始，香港政府还向外佣的雇主家庭征收每月 400 元的「外佣税」，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直接表示，该措施是为了鼓励人们雇佣本地的家务工作者。这项明显以排斥外佣为目标的政策，执行 10 年后才被取消。
在台湾，「蓝领外劳」也很难在长期工作生活的客居地扎根，根据相关法规，他们在台工作最高不能超过 12 年，也无法申请永久居留。在台工作期间，他们常常遭到军事化集中管理，连人身自由状况都不无可疑之处。
台湾 2016 年以前修法以前，还规定外劳来台工作以三年为一期，到期须离境至少一天再重新赴台工作，结果不少人即使从未更换雇主，也须每三年重缴一次中介费用。
外籍劳工的工作压力，往往也远超受劳动法保护的本地蓝领工人。2014 年，台湾「劳动部」调查发现，68.6% 的外籍家庭看护公休日不放假，预计 4.8 万名外籍家佣全年无休。
令东亚外劳的处境尤其不佳的是，他们的工作机会往往维系于中介公司，不但要被收取高额中介费用，而且很容易被克扣工资乃至遣返回国，在遇到侵害时难以维护合法权益，媒体不时爆出外佣被雇主性侵而求告无门的事件。
客工制度执行最力的，可能是以「单一民族国家」的高同质性社会而闻名的日本。
日本在引入外籍劳工方面，比香港、台湾表现得更加保守，但在劳动力短缺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向外求工。
首先进入日本政府视野的，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移民拉美的日本后裔，1980 年代初，数十万来自拉美的日裔劳工「重返」日本。
这些标准和风长相的「日侨」，通常都既不懂日语也不理解本地社会文化，隔阂于本土社会的程度不亚于「非我族类」的异国劳工。
1981 年，日本又推出「外国人研修制度」，允许海外日企的本地雇员以「研修」身份在日本工作。1993 年又设立「技能实习制度」，允许日本企业接收技能实习生，经技术鉴定合格者，可以在日本继续逗留 2 年。
这些制度均以「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材」、「输出先进技术知识」为名义，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中小企业都利用制度来引进廉价外劳。「技能实习生」做的往往是倒垃圾、派报纸的工作，最多不过进入劳动密集型工厂，并不容易接触所谓「先进技术知识」。
在严格的管理下，大部分外劳经过数年的劳动后，就要乖乖返回原籍，而且不能像在台湾一样，出境待上 24 小时便再次提出务工申请。
即便如此，日本社会对引进外籍劳工仍有很大争议。著名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曾经公开痛斥非法入境的中国劳工。「中国在肆无忌惮的盗窃日本的知识产权……这些来自外国移民在日本犯下了残暴的罪行，会导致东京内乱。」
此类言论引起诸多抨击，但石原坚持不道歉，其后又连任三届东京都知事。
不过，外籍劳工真的会工作期满就乖乖返回原籍吗？在开创了客工制度的欧洲，外籍劳工则没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样，按期回归故土。
谁更需要谁？
西德开始引入土耳其劳工后，第一批外劳很快两年期满，但西德的企业主们并不愿意告别这些好不容易培训出来的熟手，开始热心的帮助他们延长签证，乃至在本地定居。
到了 1970 年代，欧洲的人权运动又随着左翼运动而风起云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西德顺应欧洲公约，实行了「家庭团聚」政策，许多土耳其劳工们的妻子和家庭成员也得以定居德国。
这些在德国有工作、能安家的土耳其人，即使文化上无法融入德国，也不会再渴望返回故乡了。
1983 年，十年后，联邦议会通过《促进回国法》，愿意回国的土耳其人可以从政府处获得一大笔奖金和补贴，结果只有不到 15 万人愿意回去。
据学者估计，2013 年德国的土耳其裔数量在 250 万到 400 万之间，占德国 8200 万居民的 3% 到 5％。也有人相信，这个数字已经超过 700 万。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的应对却长期落后，土耳其劳工长期生活在封闭的文化圈中，不懂德语，连日常娱乐都往往以看土耳其电视节目为主。
客居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后代们，甚至演化出了一种名为「Kanak Sprak」的亚文化语言。
· 电视台曾有记者进行街头随访，几乎所有土耳其裔青少年都会讲这种让德国人摸不着头脑的方言
在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肆虐的 21 世纪，这些与社会相隔绝的穆斯林邻人，又难免承受德国社会舆论的猜忌。时至今日，大部分土耳其裔依然在民调中表示自己不受欢迎，「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融入德国社会」。
为了改变现状，德国政府在 2000 年之后放弃了血统法，出生于德国领土的土耳其人也被认同为德国公民。
但是，很多土耳其移民的后代，反过来又缺乏成为德国公民的动力。对他们来说，社会的排斥并非是因为他们没有公民身份，而是来自无法改变的土耳其名字和外貌。只有在土耳其族群中，他们才能找到认同感。
德国式外劳政策的后遗症，至今在东亚社会尚不存在，后者凭借强大的排外动力，成功实现了客工制度的精髓。外劳无法留在为之工作的地方，更不用操心移民后代的融入问题。
然而，严格的客工制度同样有其问题。
管理最为严格的日本，技能实习生们在层层压制下，过着超时工作、薪水低廉、居住环境恶劣的生活，而毫无在日本长期居留的指望。
据日本司法部统计，因为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甚至遭受虐待，仅 2017 年一年，就有 7000 多名实习生从工作场所失踪，转入非法的劳动黑市，其中中国劳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日本外劳对强加于他们的种种限制也深感不满，尤其是不得不与家人天各一方。他们往往对媒体表示，工作中的种种弊端都可忍受，只要能将父母接来日本生活。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赴日打工可能扭转命运的时代，此等工作条件和制度限制并不会挡住外劳流入的脚步；但是，随着日本和劳动力输出国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引入外劳也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 记者出井康博，将日本斥为外劳的「绝望工场」
越来越不受外劳待见的日本，正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
与战后欧洲因战争损失造成的结构性人口短缺不同，今天日本社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来自于几十年来过于低迷的生育率。
根据东京商工调查的数据，2018 年因严重人手不足而破产的日本国内企业合计 362 家，其中小微型企业占到了一半。日本国立人口问题研究所指出，如果无法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生产力的下滑将使得安倍政府面对每年约 6 万亿日元的经济损失。
更迫在眉睫的，是缺乏照料的老年人。日本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占到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现有的护工数量相形见绌。厚生劳动省统计表明，2025 年前，日本需要增加 100 万护士和护工。
正如一位客居日本的越南劳工所说：
比起移民要来日本，现在是日本更需要移民。
保守的日本，不得不对外劳敞开大门。根据安倍政府的新政策，2019 年 4 月 1 日起，更多外籍劳工可以到日本工作，懂日语、从事看护等行业的外劳最长可以居留五年，而高级技能拥有者不仅可以在到期后继续居留，还能将家眷接到日本。
劳动力问题尚未全面爆发的其他东亚社会，则还在新闻和纪录片中观望着日本社会的阵痛，惴惴不安地设想着未卜的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