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下
2019 年 5 月上映的电视剧《破冰行动》，让潮汕宗族和地方社会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片中所描绘的制毒村和主角林耀动，在现实中有着几乎完全对应的原型。而「破冰行动」则几乎是广东警方 2013 年 12 月「雷霆扫毒」的翻版。
片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其呈现的全村治毒，宗族卷入犯罪的地方景观。在这个亲缘关系越发淡漠的中国社会，人们这才注意到，在广东，还存在着如此强大的宗族势力。
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
《破冰行动》中所描述的宗族制毒的塔寨村，在现实里对应的是下辖汕尾的博社村。汕尾这个地名，很多人未必熟悉，但有一句名言则人尽皆知：
「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说得便是下辖海丰和陆丰的汕尾。
外界谈及汕尾，常常与潮汕混同在一起，但在今天的广东，汕尾的认同却有些复杂。
众所周知，广东有广府、福佬、客家三大民系。汕尾居民祖先多是沿海岸南下的福佬人，方言算得上是闽南话，但历史上长期属客家人占多数的惠州府辖，又是广州通粤东传统商路，颇受客家和广府影响。
汕尾地区只在建国后被短暂的被划入汕头地区，到了 1983 年 9 月，又归属惠阳地区专署管辖。1988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原海丰、陆丰两县的行政区域上设置地级汕尾市。
也正是由于长期的行政分割，现在的潮汕人认同往往局限于潮州，汕头，揭阳三市，而汕尾更是有意向西面的深圳靠拢，在 2018 年，在海丰县的地面上，汕尾与深圳联合设立了深汕特别合作区。
虽然经济上的往来并不十分密切，但在文化与方言上，汕尾还是与东面的潮州三市有着高度相似性，文化地理的学者也把汕尾归入粤东福佬文化亚区。
现在，可以开始着重谈谈「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了。
这句话的原始语境众说纷纭，但对于二次传播却有种统一的说法：1988 年，法制日报登载了一篇《雷区里的，无雷区》的报道，内容是当时海丰县的一个边防派出所反走私的事迹。
当时的汕尾地区走私者如云，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说的是当地治安太差犯罪成风。
就事实而言，这句话并非记者的地图炮。
博社村所在的陆丰一度是中国最大的毒品基地。近 30 年来，陆丰地区先后出现走私、制贩假币、拐卖妇女儿童、盗抢机动车等多类突出治安问题，其中制贩毒活动最为猖獗。
1999 年陆丰被国家禁毒委列为全国重点地区，用 4 年 8 个月摘掉帽子后，时隔 7 年再次被列为重点地区。
其中，毒品犯罪最严重的是陆丰东南濒海的「三甲地区」（由甲子、甲东、甲西三镇组成，博社村位于此）。在 2013 年警方开展禁毒行动之前，陆丰制贩毒品活动已到了公开半公开的地步，比《破冰行动》里更夸张的是，村镇内还有制毒设备的专卖店。
如此难以根治的犯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海丰当地宗族的庇护。
博社乡和塔寨村都是全村一个姓的单姓村，这样的村落遍布闽南和广东。广东虽然有客家、福佬、广府三大民系，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其社会基本结构都以宗族为核心。
强势宗族是怎样炼成的
潮汕地区位于粤东北的韩江三角洲平原，而潮汕宗族的兴盛，亦由这片土地的命运所决定。
韩江发源于南岭与武夷山，全长 470 公里，山地和丘陵占总流域面积的 95%，平原仅仅占流域总面积的 5%。在传统时代，这片土地开发难度极大，到唐代还是一幅未开发的模样，所以才有了韩愈治韩江，开启当地教化的说法。
宋元时期，大量福建移民进入韩江三角洲，潮汕才进入了开发快车道。当时的福建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儒教文化（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朱熹理学）从此在潮汕扎根，闽南的方言、民间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习惯也被带入潮汕。
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片三角洲显得愈发狭窄，人群间的冲突日益激化。
明代中后期，不断开拓的耕地加剧了化外之民与朝廷的冲突，同时，平原上的人地关系也愈发紧张。越来越多的人向海为生，以「倭寇」为代表的海商和海盗乘势而起，挑动着朝廷秩序。
多方矛盾下，潮汕乱成了一锅粥。倭寇、海盗和山贼频繁作乱，随后东南沿海又成了郑氏家族和清初反清势力长期拉锯的战场。直到清廷夺回台湾，华南沿海海氛清浄，潮汕社会方才重新安定下来。
这段动荡岁月，是潮汕宗族形成的关键时期。
据《潮州志》记载，整个明代一共出现 120 余宗潮州海盗作乱和官府镇压事件。遭殃的是潮州的百姓，1552 年，潮州有 95 万人。翌年，海盗兴起，随后二十年间大举入侵 18 次。1574 年，潮州人口暴降至 71.25 万，减少了四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为了应付成群结队的海盗武装，官方与民间给出的办法是「归并大村」与筑城建寨，也就是把散居在平原上的小村落都集中起来，统一管理，共同防御。这使潮汕地区的聚落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散居的小村落减少了，出现了一座座墙高濠深的军事性城寨。
如韩江入海口的樟林村，是官府制定的归并村落，附近的小村居民纷纷迁入，发展成了一个占地约 600 亩大村子。官府批准樟林建筑的城寨，寨墙长约 5 里，比明代在潮州地方设置的标准军事据点——潮州卫千户所的所城还要大，后者理论上要容纳一千名官兵。
除了方型的寨堡，韩江流域还涌现出了很多其他形态的防御型聚落，比如今天成为热门景点的福建土楼，最早便出现在明代中后期。
嘉靖年间，朝廷还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大议礼」事件。以旁支入继大位的朱翊钧，坚持在皇室家庙中祭祀自己的生父母，进而对大明礼制做出来一系列重大改变。
这些复杂而所琐碎的礼制变革中，对地方社会最大的影响是允许官绅模仿皇帝家庙，建立祠堂和祭祖，进而允许各支同姓宗族联宗祭祖。在明代前期，这种地方建构超越家庭的共同体是不被允许的。
随着皇帝诏令的下达，地方官绅纷纷修建了自己的宗祠，大修家谱，宗族意识形态开始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大明的士绅们根据《朱子家训》创造出一系列礼仪，把宗族成员组织起来。
聚落形式的变化与礼仪政策的刺激为促进了宗族的形成，但最终，是广东的地方税制改革，让宗族成为了地方社会不可或缺的核心组织。
在康熙五十七年，广东巡抚推行了「粮户归宗」的税收改革。此前，继承自明代的里甲制度已经腐败瓦解，很难收得上税，而官府又没有足够的行政力量下沉到基层。
此时官府发现了日益兴盛的宗族，决定借助宗族力量，抓住关键少数，让大族族长担任里长负责上交赋税，使宗族成为了缴纳赋役的单位。
一方面，「粮户归宗」是朝廷对地方宗族兴起的社会现实的承认；另一方面，它又鼓励了宗族组织的发展，购买族田、捐赠义田专门用于承担赋役负担，成为各个宗族普遍的做法。
在这一政策下，那些没有得到里长户地位的小姓也改易姓氏，加入大宗族，以求减轻税负负担和得到庇护。于是很多历史上的杂姓村，逐渐变成了庞大的单姓村。如前上文提到的博社村，就是一个人口过万的蔡姓单姓村。
从这个角度看，宗族并非单纯的血缘组织，而是集合了多种社会功能的共同体。
打遍海内外
平定三藩和郑氏集团后，华南沿海的治安大为好转，闽潮地区的人口又开始了快速增长。但大乱虽然平息，问题的根源却没有解决。人多地狭、资源紧缺的潮汕，再次成为火药桶。
长期的战乱，让闽粤地区民风剽悍，动辄暴力相向，一旦发生争端往往诉诸武力，而宗族的组织模式又会迅速放大矛盾。
各宗族中的族规常要求成年青壮男人必须参加械斗，而号召者往往是族绅和其手下小头目。争斗的双方各自寻找盟友甚至花钱雇佣打手，使得械斗往往成为大规模群体事件。
在闽潮地区，械斗的起因多种多样。
有的纯属口角细碎所致。比如雍正五年平和县境内，胡姓和叶姓素有交往，某日聊天时因某句话两人争闹起来，胡姓族人相帮护，遂武斗，胡姓伤二人，叶姓毙命。
有的为财物纠纷。如道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平和县赖姓多次向李姓索讨欠款不得，二者争执引发械斗，赖姓被李姓铳毙。从此两姓生隙，后有赖姓族人误撞李姓族人，彼此再次争殴，致死多条性命。
但更多的，还是因为资源的紧张而相互争夺。这其中，既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如水利设施和土地，也包括无形的风水资源，如房屋、坟墓的选址等。
汕头潮阳区的《潮阳大事记》里，满是有关此类械斗的记载：
峡山都溪头这个地方的上厝和下厝为争夺溪水大打出手，双方甚至各自建起了碉楼，购置枪炮对垒，一共死伤 100 多人。
黄陇都寨仔、拱桥争溪水械斗，先后死 10 人。
贵山都东寮、后沟争鲤鱼陂水械斗，死 1 人，伤多人，诉讼达 7 年之久……
男性人口的多寡直接决定了能否在械斗中胜出，宗族对男丁也就极为重视，于是，重男轻女一度是广东福建的严重问题。
当然，也并非所有时候都需要宗族男子亲自出马，闽粤地方宗族有时会豢养一批专门的打手用于械斗。除了帮人打架的打手，还有专门顶罪的人——双方械斗之后往往还是要议和，为了满足对手杀人偿命的要求又不交出自己人，就会以重金招募穷人作为凶手顶死。
历史还能证明，潮汕人绝不仅是窝里横。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开放东南海禁，允许人民作内海贸易，开启了粤东客家人移民台湾的序幕，乾隆十二年（1747 年）允许闽粤到暹罗买米和木材，标志着外贸海禁也随之解除，掀开了潮汕人移民海外尤其是暹罗的高峰。
清廷的政策转变的核心原因在于粮食问题——潮汕的人口太多，本地的粮食已经养不活了，即使丰收也仅仅能满足本地三四个月的粮食消费，其他全赖进口。而暹罗米便宜高产，足以满足广东的粮食短缺。
从那时开始，大量潮汕商人来到泰国经商定居，凭借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宗族关系网络迅速扎根、扩张。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对华人也颇为优待，不用从事泰国劳役，还垄断了泰国的外贸特权。
在 17 世纪中后期，阿瑜陀耶王朝受到缅甸进逼，潮汕人也投身到保卫暹罗的战争中，其后更是出现了一位华人国王——郑信。
郑信的父亲郑镶是一位潮州澄海县的破产农民，因生活所迫移民暹罗，通过经营赌博业和通婚发迹，进入泰国上层社会。郑信从小受到暹罗贵族教育，掌握潮州话、越南语等多种语言。
阿瑜陀耶王朝被缅甸所灭，郑信则在东南沿海潮汕人聚集的尖竹汶府建立根据地，众多潮汕人聚集到他的身边，给予慷慨的资助。
郑信的复国斗争，在许多华人的参与和援助下取得成功。一名从事贸易的华商森把他原本贩卖的粮食与 32 艘船一并送给郑信，商船被改成战船，在统一泰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郑信南征北战驱除了缅甸人，于 1767 年建立了吞武里王朝。而此时另一位福佬人——漳州府海澄县的吴阳则在泰国南部的宋卡建立了政权，并臣服于郑信，被暹罗封为「宋卡府尹」。
此后一百余年中，吴氏一门八代都因有功于泰国而被封为宋卡府尹，不仅在华人中独一无二的，就是在泰国政坛也是屈指可数的。吴阳之姓，今日在泰国已改成泰姓为著名的「纳 · 宋卡」（Na Songkla）。
在潮汕人在暹罗风生水起之时，越南南部的雷州人群建立的河仙政权也随之崛起，河仙国积极地入侵高棉，并收容了阿瑜陀耶王室的后人。
为了解决这个潜在的威胁，郑信多次领兵东征，双方互有胜负。1780 年，河仙国统治者鄚天赐因越南内乱丧失领地，走投无路投奔郑信，很快又在越南方面的挑拨下收到郑信猜忌，自杀身亡。两年后，郑信也在政变中身亡。这场潮汕人与雷州人的海外战争的落幕，也预示着华人在南洋的大航海时代即将逝去。
不过，潮汕海外宗族的历史进程并非仅止于此。
一个多世纪后，据美国东南亚专家肯尼斯 · 兰登对泰国的调查，宗族仍是泰国华人社会的亲戚关系的基本单位，这种家族和宗亲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在海外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为了维持家族经济，宗族家长甚至可以决定晚辈的教育和择业，使华人社群的教育优势得以延续。此外，宗族网络还提供了商业信息和安全方面的竞争优势。例如华人获得贷款的利息往往只有越南商人的一半，从而能够垄断资金周转长、利润率低的批发业务，而越南人只好放弃。
但这些优势并非没有副作用。20 世纪前期，东南亚民族主义勃兴。靠宗族闯出事业的华人，从此遇上了宗族没法摆平的新问题。
参考文献：
1. 冷东《东南亚海外潮人研究》
2. 陈春声《海外移民与地方社会的转型 _ 论清末潮州社会向侨乡的转变》
3. 陈春声、肖文评《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
4. 黄挺《潮汕史 · 上册》
5. 李宏新《潮汕华侨史》
6. 黄璧蕴《泰国华人作用：泰国曼谷王朝拉玛三世至拉玛五世时期华人社会（公元 1824 年至公元 1910 年）》
7. 李庆新《鄚氏河仙政权 ( " 港口国 " ) 及其对外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