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部首
1935 年，没了皇上的京城照样安宁祥和，核桃照盘，鸟照遛。每至酷暑，在当时的 CBD ——前门大街，逛得四脖子汗流的北平市民便已能吃上冒凉气的冰棍败火。
在一个大木桶里放满冬天备好的天然冰，撒上盐，把铁皮圆筒灌满香料糖水，投入一根小木棍，沁在冰里，半个小时过去就能拿出来一根冒着凉气的冰棍。一口下去，满嘴冰碴，口感不重要，败火解渴。这就是老冰棍的开端。
做冰棍，起初用不起奶油，只有水。
民国时期北平水质十分糟糕：地表臭水径流，龙须沟绝不是个案；地下水更甚。由于没有完善的下水系统，各种生活污水直接渗入地下，所谓地下井水都是咸卤。再加上前朝遗留直饮生水旧习，冰棍的食品安全问题与霍乱疫病息息相关。
根据地方志记载，清末民初，京城最畅销的冷饮是酸梅汤，老字号信远斋价高干净，不过大多数人消费得起的只能是用生水泡上杏子制作，加河冰冷却的低配版，不干净。同样用生水冻出来冰棍，卫生也十分堪忧。
冰，来源多为窖藏的河冰，用于制冷，脏点也就罢了。不过当时有一种冷饮叫雪花落（音涝），格调比冰棍还不如。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和土法冰棍相似，不等冻成型，便从铁皮容器中开始刮冰碴。另一种便是高危却亲民的刨冰。
无论多脏的水结的冰，铲碎之后都洁白如雪。冰碴之间有缝隙，堆成小山显多。撒上白糖，又甜又凉。
面对当时严峻的食品卫生形势，1934 年，国民政府开展「新生活运动」，垃圾没分类，但饮用水一定要煮沸。上海的「老虎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新生活讲究饮水卫生，冰棍也跟上进步，纷纷打出了熟水冰棍和卫生冰棍的招牌。
更洋气的上海，早于旧都开始了冰棍工业化生产的尝试，著名的益民食品厂前身海宁洋行在 1926 年就进口了美国的机器开始生产冰棍——美女冰棒。日后风靡夏日。
面对用水卫生问题，美女牌竞品「洽茂冷气」出品的冰轮牌和金驼牌打出沸水冰棍的招牌：
原料纯净清洁
滋味高妙而且着实清爽
消毒考究
要太平过夏，请吃这两种冰棒
在那个霍乱频发的年代，卫生堪忧的冰棍也开始遭到杯葛，吃冰棍必生病成为卫生常识。到了 1942 年，上海卫生局终以防疫病为目的，查抄取缔了没有执照的冰激凌、刨冰、冰棒等冷饮，市场重归秩序。
1949 年后，万物匮乏，冰棍短缺。50 年代，北京的一些食品厂也开始制作冷饮供应人民，有奶油、小豆、水果多种口味，售价三分五分。虽不高级，仍是难得。
与当时俄范儿的东北大都会豪华的奶油雪糕相比，冰棍寒酸，却承包了更多人的夏日记忆。
1952 年，林徽因在北京，居于北总布胡同三号，近地铁二号线建国门站，位于城墙内侧。每周她都会带上一个宽口暖瓶，里面放上几根买来的新鲜冰棍，乘三轮车斜穿北京城来到地处西北的北京大学。
冰棍不为自己路上解暑，而是买给她的小外甥女吴荔明吃。吴荔明后来做了北大教授，没再离开过北大，回忆起这段往事，夏日里二舅妈送的冰棍仍令她难以忘怀。
江苏人马燮庆，生长于上海，在租界工部局财务处供职的他见证了这座城的多舛命运，也见证了上海滩一个个夏日的冰棍兴盛。1947 年，马燮庆回到家乡，收购南京的鼓楼制冰厂，靠两台冰激凌机开创了马头牌冰棍。
不到十年，公私合营，1956 年，工厂改名南京糖果冷食厂，马捐出了工厂和股份成为了国营厂的副厂长。但总归保住了马头牌，让骑着自行车驮着木头箱子的游商喊着「马头牌冰棒、冰棒马头牌」的叫卖声，依旧回荡在南京的大街小巷。
冰棍挤在一起的时候不容易化，每当卖剩下不多的时候，冰棍加速融化。小孩子们便开始等待着尾货处理，哪怕化得已经摇摇欲坠冰与棍随时有可能分离。
舔着吃还是首选，流在手上的的也要舔干净。咬冰棍，实在是太浪费了。
半化不化即将化的冰棍，在经济学里也被用来指代拿在手里的时间越长，化（亏）得就越快和越多的不良资产，唤「冰棍理论」。不过有一点冰棍与不良资产有别：哪怕化成了糖精水，孩子们也会当成宝一样细细咂摸其中滋味，毕竟冰棍太难得。
1977 年，反敌特谍战片《黑三角》上映。在文革中被批成「毒爪」「汉奸演员」的凌元，在电影里头戴白色卫生小帽，带着她盖上棉被的木头冰棍箱，用卖冰棍的身份从事间谍活动二十年。冰棍成了传递情报的重要工具，人人都想缴获。
其实，即便文革时代，冰棍在民间夹缝中依然可以小规模生存，公家工厂的制冰设备也是被频繁挖掘的社会主义墙角。自己冻冰棍，没有色素就撕下墙上的大字报把红红绿绿的墨水融到水里，成为那个年代最具革命色彩的色素。
不仅是大城市，连三线建设中搬迁到大山里的三线厂，也流传下了自制老冰棍的传说。
1958 年，中国第一座浓缩铀工厂 504 厂在兰州建立。这座一五计划苏联援建的重要工厂一直默默无闻地为原子弹提供原料。直到八十年代，三线厂衰落，但 504 的大名却因为自制的 504 雪糕在中国冷饮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起初工厂自制冰棍，多为职工夏日劳动保障。陕西省陕九棉纺厂也有出名的冰棍：「陕九的冰棍和帅哥，西机的糕点和美女」，也是盖过了他们本身的名声。
八十年代除了三线厂，很多企事业单位在夏日都有制冰室，自制冰棍、汽水，部队也本着因陋就简、少花钱的原则建立起自产冰棍的厂房。
武汉军区在八十年代就曾经召开过冷饮（冰棍）卫生生产现场会，专门研究部队自产冰棍合格率低的问题（30%）。
不过，此时百花齐放的冰棍，实则仅限大院厂矿子弟在夏日享用。大数老百姓仍只能吃来路可疑的作坊土冰棍败火，与前朝无异。
七十年代，冰棍生产技术停滞，像当时的湖北省荆州市的冰棍厂仍然在使用过滤生水作为原料，细菌合格率只有 60%。哪怕是长沙，冷饮食品的合格率到了 1979 年才 54.1%。霍乱疫情时断时续。
冰棍生产活动一下子繁荣起来，三年时间，长沙市的冷饮厂就从 1980 年的 20 家增长为 160 多家。与此同时，好不容易搞上去的合格率暴跌，当年市卫生防疫站抽样检查，合格率跌到 52.2%，1985 年更是创造了合格率 23.8% 的新低。
当时零售商进冰棍讲究「搭支」——订 100 根冰棍，工厂要交 150 根的货，否则冰棍厂商休想让自己的产品出现在夏日的冰柜里。本来，安全卫生问题就一直是冰棍产业的一大隐患，加之这样的市场乱象，冰棍厂商不得不偷工减料缺斤短两。
自此，骇人听闻的冰棍食品安全问题再没停歇：大肠杆菌超标、运输过程化了再冻上，食用这样的冰棍闹肚子事小，食物中毒事大。甚至像冰棍里吃出蟑螂腿、老鼠尾巴这种奇事，也时有发生。
而老冰棍特殊的味道，很大程度上是人造香精对当时习惯了自然味道的人民味蕾的刺激，和当时孩子对汽车尾气的热爱相似。
除了冰的香精味道，总是撑不住冰的木棍也为很多吃老冰棍的人留下了深刻的童年阴影。
山东高院法官杨福迅在回忆文集中提到，他想让父亲尝尝冰棍，奈何「父亲用手向回一推，早已融化的半截冰棍受到震动，碎成了小块，掉到了地上的尘土里，转眼就无影无踪，我手里只留下一根细细的竹棒……」
关于冰棍还有许多奇闻异事，包括一直流传的冰棍棍回收利用的传闻，但归根结底，还是卫生问题让大家忧心忡忡。
近年来，怀旧情怀让糖精冰棍成为了老冰棍重出江湖，不仅是糖精的味道回来了，甚至有些连之前不讲究的做法都一并继承。接连不断出现「生水老冰棍」的质量安全事件提醒了我们——水要煮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