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青年维也纳 ，作者青年维也纳
" 我们不能只绑在美国、英国这些民主国家贸易伙伴上，因为一旦跟他们翻脸的话，我们经济实在是受制太多，何况跟他们翻脸就是分分钟的事。我们要另起炉灶，另搞一摊。 "
本文为 2019 年 3 月 9 日孟来博士讲座《刀尖上的繁荣：二战前纳粹德国的贸易与金融（青年维也纳微信群讲座）》的录音整理稿的最后一部分，前两期为：
通向毁灭的经济奇迹 | 青年维也纳
金融魔术师：拖延可耻但有用 | 青年维也纳
下面我们就要谈谈元首的承诺了。希特勒上台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他在经济方面的承诺是经常被人说到的。
希特勒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创造就业，大萧条造成了很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也是纳粹政府能够在相对和平和民主的状态之下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契机，所以希特勒必须满足这一点，他在其他的地方可以忽悠，但是提振就业这个问题不能马虎。
创造就业其实和希特勒的另一个目标——重整军备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所谓的经济的机动化。经济的机动化和军备的基建两者实际是一体的。经济的机动化是什么？就是大兴土木地修建基础设施和铁路、公路交通网络，主要是公路。
希特勒修建高速公路网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在他上台短短几年间，修建了不少于 6700 公里的公路，极大地取悦了蓝领建筑工人选民。另外也能满足他快速运送部队的军事需要，1933 年 9 月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就是希特勒跑到高速公路开工的地方去做宣传，自己推着小推车、拿着铁锹来铲土。
在 1933 年的 6 月有一项最重要的重整军备的计划，这个计划隶属于第三帝国，叫做 new plan（新方案）。这个整体计划非常有意思，罗斯福新政叫 new deal，他们叫 new plan。
这个新方案既包括军备，又包括重振就业的举措。预算是在未来八年中要花 350 亿马克，约为当时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6%。在未来的五年中，计划大规模的扩大军事开支，让德国经济和德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同时实现大幅度的增长。
根据这个计划，军工行业在五年之后将占经济总量的超过 10%。前面说到的米福军用券，也就是这个 new plan 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由四家公司牵头，由西门子公司、古特霍夫农冶公司、克虏伯公司和莱茵金属公司这四家德国的支柱企业，成立一个联合冶金研究所。
听起来人畜无害，好像是一个科研机构。在这个机构名下，对于米福军用券提供担保，那也就是说，这四家公司以及这四家公司的商业合作伙伴，他们的客户、下属厂家都可以用米福军用券，用冶金研究所的名义，跟政府进行结算。这为重整军备创造了信用扩张的一个必须条件。现实也确实是，从 1935 年到 1938 年四年，德国经济产出的增长的近一半归功于军备生产。
重整军备确实对创造就业有非常好的作用，对经济的短期发展确实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它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军备生产的产品它不是最终消费产品，它不是一个最终可以被人民群众买单的产品。像美国搞这个 new deal，搞胡佛水坝，发了电，人民群众可以付发电的电费，最终会形成一个消费上的一个经济循环。那生产一堆坦克，人民群众不可能去买一堆坦克来开着玩。
那么，生产的军备产品，最终的问题是打算用在哪？所以说现在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了，变成一个融合了经济、贸易、政治以及未来的军事行动，这样一个全面性的考量了。
那么沙赫特在这样一个大局中的地位，就远远不如他在仅仅经济或者金融方面的决策地位了。他可以说是帝国银行说一不二的扛把子，也可以说是帝国经济部的、比原来的部长都更有权势的人物，但是对于整个国家走向的控制，他就会遇到很多挑战。比如说，不光是希特勒，他遇到的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纳粹德国的第二号人物赫尔曼 · 戈林。
当然，在他正式遇到这些政治上的困难之前，沙赫特对全局还是有独到的想法的，是有自己总体打算的。比如说针对凡尔赛体系，他有一个在经济上的全面挑战，反大西洋主义战略。
前面我们提到过大西洋主义战略，大西洋主义战略是 20 年代魏玛德国以施特雷泽曼为首的一批亲英美派的精英政治家的一个战略。" 反大西洋战略 " 指的是我们不能只绑在美国、英国这些民主国家贸易伙伴上，因为一旦跟他们翻脸的话，我们经济实在是受制太多，何况跟他们翻脸就是分分钟的事。
那么反大西洋主义战略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在停止偿付外债之后，德国试图与主要贸易伙伴中的民主国家脱钩。沙赫特所建立的专制的这套体系，导致德国外贸发生了一种明显的转向，他建立的一系列双边协定的贸易国，双边谈判形成的一系列贸易国，像巴尔干国家、南美国家、西班牙，这些它的某种意义上的仆从国取代了英联邦国家，成为德国的原料进口国。
沙赫特的首要目标是，一方面继续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国内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把德国的贸易重点，转向一些相对比较弱的国家，这些国家既能成为德国的工业品市场，消化它的过剩产能，也能成为稳定的原材料来源，还可以成为它军备产品的倾销地。
比如说西班牙内战，德国是先送后卖，向那边倾销了一大笔的军事产品。这种方式，一方面能够绕过作为前贸易伙伴的强国——美国、英国，另一方面，在缺乏正式仆从国、在政治上这些国家暂时没有明确站队表态的情况下，能够拓展德国的经济影响力。
那么这些欠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一旦进入了德国的贸易势力范围，双方签订的贸易条件就肯定是对第三帝国极为有利的。而对跟德国竞争的其他国家相对不利，也就是说把这些国家从跟英美的贸易中争取过来，纳入自己的体系，另起炉灶、另搞一摊，搞在自己主导下的一个多边贸易安排。
沙赫特本人有一句话，大家听听这句话说的是不是非常的冠冕堂皇，" 如果工业国阻挠农业国逐步实现工业化，那将是大错特错的，农业品出口的性质将逐步改变 "，他暗示欧洲的边缘国家将逐步实现工业化，也就是说这些欧美的老牌的殖民国家，不要老把人家这些新兴国家当成你们的原料产地，阻挠人家工业化，我们德国要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用我们的投资，用跟我们贸易的优惠条件，我不光要跟你做生意、向你投资，而且要帮助你发展。这就是他非正式殖民地的全球贸易观点。
其中有一个案例我们可以看看，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纳粹德国插手西班牙内战的后果。近年有一本书专门讲西班牙内战，叫《希特勒的影子帝国》，讲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经济侵略的，非常有意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西班牙内战可以说是纳粹德国第一次对外的大胆军事冒险，其实已经算直接插手了，虽然没有用陆军，但空军直接插手了，对内战的这个后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场广义的对二战的预演和一场代理人战争。
在这场战争之后，实际上德国是吃到很多的甜头的。尽管它开始时候像圣诞老人一样送了很多免费的资源，但是送完了之后，它就要跟人家谈条件了，跟西班牙谈长期的进口合同。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本来军火是一个不能消费的最终产品，是不好进行贸易的，但是西班牙战争就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西班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军火出口的伙伴。相应来说，西班牙的这种资源，原材料、铁矿石、黄铁矿、汞、钨锰矿、木材、粮食都是德国急需的。
沙赫特所最中意的就是非正式的马克圈，就是在国际金融上统一它和它贸易伙伴的货币，这样就回避了所有的外汇风险，也就是马克的国际化，将这个出口武器和进口原材料的清算做了一个长期的安排，无金融风险的、无货币风险的长期安排。
那么这样下去之后，西班牙不光在政治上会、在经济上也会跟民主国家脱钩，同时德国在欧洲边缘地区的霸权将从西班牙、从南欧渗透下去，逐渐得到确立。效果非常明显，西班牙内战之后，德国在西班牙的贸易盈余迅速改善。马德里的所谓 " 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 "，和柏林的 " 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 " 这两个代理公司，主持了西班牙内战初期到结束之间大部分的贸易活动，其中包括军事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物资空运，支持了弗朗哥顺利突破了南部海岸线的封锁，可以说是成效卓著。
之后的西班牙就成为德国在南欧一个非常强劲的贸易伙伴。总而言之，这种所谓新全球政治和非正式的国际金融马克圈，这是一套深思熟虑的摆脱中心市场、重构以德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尝试。
那么转折点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按照他这个尝试推行下去可不可行呢？我们不做假设，因为历史有各种的可能性。但是事实上发生的是什么，事实上发生的是，这套想法虽然很好，但是还不到位，因为元首现在觉得这么做太慢了。
希特勒想要的是什么？想要的是立竿见影的征服。当一旦战争被放上选择的沙盘，那么其他一切选择都会黯然失色。
这套政策和沙赫特本人的转折和失势，也就是他所谓全球政治的这种衰落和退出的最早的预兆是：国际关系发生迅速恶化和军备竞赛的迅速激烈。当时除了纳粹德国在搞军备，、美、苏、法都在扩张军备开支。
以前高林有篇文章讲张伯伦，说张伯伦实际上终结了绥靖政策，把军备开支扩大了好几倍。这就是当时的国际背景，无论台面上怎么说，暗地里都在做准备。国际社会对纳粹政权的敌意在加深，愿意对德国开放的新市场变少了很多，而且英法美三国就各国货币的稳定化问题加快了讨论，就想把德国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
针对新的形势，当时沙赫特提出的建议就是希特勒很不爱听的了。他要求元首和政府放缓军备投资的扩张速度，第一是这个资金的需求太大了，第二是这种富有威胁性的扩张速度，让我们跟贸易伙伴很难交代，我们在外面谈着生意，你在这边磨刀霍霍，明显就不怀好意，这很不利于贸易伙伴谈生意嘛。
在充分就业实现、产业缺口弥补之后，通胀的压力也在上升。之前为了维持通胀压力不上升，为了维持货币稳定，我们看到沙赫特使尽全身解数，又是各种影子金融、货币啊，又是在国际贸易中这样硬性安排，但是这套操作总会有一个终点，也就是说再有弹性也总有一个极限。
极限就发生在当年许诺的事情都已经实现了之后怎么办？靠高速的军备开支、财政投资、大搞基建，让充分就业部分实现了，产业产出的这种缺口被弥补上之后，通胀压力马上就会上升。这就有一点像我们国家前两年房地产经济的过程。前几年我们的通胀率一直都很稳定，消费物价也不是很高，有一派观点就认为大量增发货币都被吸纳在了迅速上升的资产价格中。在德国是沙赫特发行了一套非正式的、按理说能够造成通货膨胀的这种信用，都被吸纳在了军备建设和基础建设中。但是当已经达到产能极限、产出缺口弥补之后的话，通货压力就是越来越明显了。
还有一个就是老问题，持续的外汇不足，外汇就没足过。在一战之后，德国的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外汇不够。现在问题更加严重了，因为国际贸易条件恶化了，能赚外汇就这么个渠道，那么国际贸易条件恶化的话，外汇的操作当然就更加困难了，更多的不能促进生产的投资，像军备投资，会加剧通货压力。同时能够削弱德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优势。
真话总是很不好听的，你把真话说给了元首，说我们能不能压一下这个扩张的步子，不要把太多的钱放在军备上，你的目标立刻就和你的老板不一样了。之所以之前希特勒允许你来跟他分享这种欢呼和光荣和类似独裁的权力，那只是因为你的目标跟他一致，现在要胆敢阻挠，或者胆敢说点这种不中听的话，马上就会有其他的人来使绊子了。
这个人物又惹不起，就是帝国元帅，看起来好像是酒囊饭袋，其实非常精明和狡诈的赫尔曼 · 戈林。赫尔曼 · 戈林为什么突然想起来插手经济了？这个原因也比较复杂，在此不讨论军事史，实际上当时赫尔曼 · 戈林在军事指挥方面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势，这方面希特勒把持得很紧，所以他想更广泛的涉及一些文官性的或者职能性的领域。戈林是普鲁士邦总理，其实他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军事才能，但是自视很高，他认为自己的政治能力很强。他提出的方案，是一套跟沙赫特的世界贸易、全球政治观念针锋相对的，也就是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四年计划。
所谓四年，是 1936 年到 1940 年的这四年。目标是计划用这四年时间完成德国经济充分的战争准备，抛开一切贸易和金融的常识，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绝对的计划，用强制性的直接管制来代替沙赫特那一套精妙和复杂的通货体系。
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赫尔曼 · 戈林工厂，RWHG，就是赫尔曼 · 戈林整合的卡特尔。有的学者说它是国有化，其实还不是完全的国有化，但是跟国有化也没什么区别了，就是说工厂虽然属于你，但是生产什么、卖什么、定价什么通通你都说了不算了，等于私营企业家已经完全被从决策层排除了。他的目标第一是德军必须在四年中实现随时可以作战的状态，第二是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时间中实现能满足战争需求的状态，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 " 要大炮，不要黄油 "，对消费品的生产进行计划性的和强烈的压制。
其实对四年计划的评价也并不完全是负面，在某种程度上，四年计划对德国在战争前期非常有效率的表现、以及在后期虽然处境不利但也没有完全崩溃的成绩，是有一定的正面支持作用的。但是，因为它本身的功利性和极端性（完全服务于战争的一套体系），也就导致了任何一个有理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部长所要达到的目标全面崩溃了。这一套只能随着希特勒的胜利才能够活下去，如果希特勒失败，那么之前的沙赫特也好，20 年代的魏玛复兴也好，德国一切的贸易、金融的安排和努力都将随着第三帝国的失败，不出所料、顺理成章地陪葬。
总结一下，对纳粹德国经济和贸易，对这个短暂、既臭名昭著又不乏特点的经济现象做一个总结。
首先是我反对有些观点把纳粹的经济能力，包括沙赫特的经济能力说得太高。纳粹政权前几年的经济政策成功是一场更早发生的一个周期性的经济反弹中的一部分。大家知道实际上经济周期是一个客观的现象，纳粹上台的时候恰好是大萧条进入尾声就要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应该从谷底反弹了，他赶上了这个时机，他实行的政策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也都是类似于国家主义、集中投资，以一定的集中性的资源投放来代替私人消费。
纳粹政权前几年的这种经济政策，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在一场更早发生的周期性的经济反弹的基础上，实现了充分就业，所以这方面的功绩不能完全归功于纳粹的经济官员的执行能力和政策水平。但是这场经济复兴一直高度依赖军工生产和基础性建设投资，并且以影响消费品行业为代价，以至于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德国经济的传统支柱。
在此期间德国经济带上了越来越浓厚的一种国家主义、国家资助政府主导的色彩，对内是通过专制控制，对外是通过新方案和进口控制体系，以发展严格控制下的对外贸易，以半压制性的对外贸易、重建对外贸易体系来获得原材料和市场，然后以表外通货体系和影子金融来解决外汇和投资不足的问题，这是一个直接能够导向战争的互动过程。
所以德国在二战中所谓的一国之力抗衡全世界的能力准备，本身是有意识地、远远在战争之前就开始的，甚至是开始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平衡的、开放的和接纳的全球贸易体系，对于全局和平的影响能力经常是被低估的，有时候一个国际贸易体系如果经常被压制、被控制和被干预的话，它的作用是非常负面的。
最后我们可以用一个遥远的回声，来呼应一下纳粹经济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吧。也许谈不上呼应，这用词不太恰当，只是我觉得有一种有趣的联系。
这就是 2011 年开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启示。在 2011 年前后，冰岛、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都爆发过类似的债务危机，而且是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所以被戏称为欧猪五国。这个危机发生之后，有一个德国的专栏作家写了一个很欠打的题目，叫做 " 为什么猪不能飞 "。这是欧猪五国的这个称号来源之一，就是这五个国家的字首字母，后来因为太多的人抗议，这个题目就改成了 " 为什么南欧经济欠缺竞争力 "。这个事件的讨论最后变成了大家越想越不对味，就从经济向政治上扩散，指向了欧洲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最大的一个获益国，也就是统一之后的德国。
在欧元流通之后，德国对欧盟国家的贸易盈余突飞猛进。在 2009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经达到了盈余总量的 60%，也就是德国的外汇、德国的贸易盈余、贸易顺差当中 60% 都是它欧盟自己的小兄弟贡献的。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这些欧猪国家们对德国的贸易赤字和对德国的贸易逆差是同比例增长。
另外产业布局也是深受影响，有竞争的产业都在纷纷移出或者重组。从人群年龄结构看，年轻人也在欧盟形成之后、自由流动之后，大量涌入柏林、巴黎、法兰克福、慕尼黑和布鲁塞尔这些有工作机会的城市。那么相对受益比较大的就是承接这些发达经济产业转移投资的国家。得到好处的不会是西班牙、希腊、葡萄牙这些国家，相对而言是比较穷、人力资源比较低廉的东欧国家，像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根据贝斯塔曼基金会 2014 年的研究报告，从 1993 年到 2013 年这个 20 年间，欧盟内部的市场受益者，理论上是大家都受益了，因为市场扩张了。意大利人每人每年 80 欧元，西班牙 70 欧元，葡萄牙 20 欧元。德国呢，达到一个创纪录的 370 欧元。反而这些国家为欧盟付出的这种政策代价其实是巨大的，因为行使这个统一的货币。货币统一之后，各个国家就失去了他们的独立货币政策工具，但是他们的财政又没有人给包底，也就是说你货币工具被上交了，但是财政负担是自己的，财政破产成为一个比较普遍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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